“一带一路”行动倡议自从2013年提出以来，经过2014年的谋划，目前已经进入了实施阶段，成为我国在新时期优化开放格局、提升开放层次和拓宽合作领域的重要方针。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与我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加强对沿线国家矿产勘查开发投资与合作对构架我国多元化的资源供应来源，提高抗风险能力具重要作用。
2015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将“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列为了合作重点。这必将进一步加快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矿产资源领域的合作步伐，为此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质资源潜力、矿业生产情况，以及投资环境与风险等进行剖析，提出发展合作中的风险及相关建议。
1. “一带一路”的矿产资源分布及成矿潜力
从地理区域上来看，“一带一路”包括了亚洲、非洲、欧洲的65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44亿人，经济总量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2.5%和28.6%。“一带一路”是“地球的心脏地带”，呈现两边高、中间低的洼地型经济地理特征，东端亚太经济圈、西端欧洲经济圈，中间是中国、中亚以及西亚一带经济相对弱后。从现有的矿产资源供应政策和体系来看，当下及未来可开发利用的矿产资源主要以亚洲的矿产资源为主，也是未来矿业投资的重点区域，故本文主要对亚洲国家的矿产资源进行分析。
1.1“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矿产资源分布状况
亚洲复杂的成矿条件和良好的成矿背景，使得该区域矿产资源十分丰富，成为了世界矿物原材料的主要供给基地。其中，西亚地区是目前世界已探明的石油蕴藏量最多的地区；中国和俄罗斯是世界上煤的蕴藏量最大的地区；印度和俄罗斯是钻石重要的产区；乌兹别克斯坦黄金资源丰富；东南亚诸国有长达2500千米的锡矿带；俄罗斯库尔斯克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富集地。受篇幅所限，加之该地区的油气资源已有很多研究。从地理区域上可将除中国外的“一带一路”国家分为中亚、北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欧洲6个区域，由于欧洲地区相对经济发达，金属矿产资源复杂相对贫乏，故本文只对除欧洲外的5大区域进行分析。
从资源储量来看，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铜、金、铅、锌、铀等矿产，并且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
1.2欧亚大陆主要成矿带及其矿产资源潜力
从板块构造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处区域由西伯利亚陆块、塔里木陆块、中朝陆块、阿拉伯陆块、印度陆块和扬子陆块等6个大型陆块，以及大陆边缘的5条巨型造山带（北极造山带、乌拉尔—蒙古造山带、昆仑—祁连—秦岭造山带、特提斯—喜马拉雅造山带和环太平洋构造活动带）和挟持其间的陆块所组成。从成矿地质构造看，该区域横跨环太平洋成矿域、特提斯-喜马拉雅成矿域、中亚-蒙古成矿域三大成矿域和西伯利亚地台成矿区、印度地台成矿区、阿拉伯地台成矿区、塔里木-中朝地台成矿区和扬子地台成矿区等五个成矿区。
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业生产与投资环境分析
2.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矿业生产情况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其中，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发展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经济统计年鉴数据表明，该区域集聚了全球80%左右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均GDP在该区域国家中也处于中等水平，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根据人均矿产资源消费量和资源消费强度与人均GDP之间分别存在“S型”和“倒U型”的规律分析，该区域发展中国家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仍处于上升期，对矿产资源的消费需求旺盛。但由于不同国家发展基础不一样、产业结构不同、对不同矿产品的需求强度也会有较大差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许多亚洲国家，因其矿产资源丰富，而使其矿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些国家矿业还是该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的数据统计，在矿产资源相对丰富的中亚、南亚、东南亚、北亚共18个国家中，矿业产值占GDP比例超过10%以上的有8个国家，其中占比超过20%的有4个国家。由于受技术、资金、人员、产业水平等各种条件的影响，大多国家的矿业发展水平较低，出口的矿产品仍以低附加值的原材料为主，处于整个矿业产业链的低端。这为我国与沿线发展中国家开展产业合作提供了可能。
2.2沿线国家的矿业投资环境分析
矿业投资环境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能够吸引外来投资的重要因素，涉及政治制度、法律政策、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方方面面。从国际知名的矿业投资环境评价机构的评价结果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业投资环境整体较差，有较大提升空间。2014年，加拿大Fraser研究所对全球112个国家和地区矿业投资环境排名结果显示，“一路一带”沿线国家中除泰国排名第50位之外，其他国家均在60名开外，俄罗斯和蒙古两个国家甚至排到了100名左右。同样，在2014年Behre Dolbear发布的25个主要矿业国家矿业投资环境排名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均在排名15名之后，投资风险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23]。事实上，沿线国家近年来的矿业投资总额偏低，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区域矿业投资环境的不佳。根据SNL的统计，2014年中亚、南亚、东南亚、北亚这四大区的总勘查投入仅占全球的总投入的10.1%，不足澳大利亚一个国家的勘查投入。从全球各大洲金属矿产勘查投资的总体情况看，亚洲国家的投入普遍低于其他地区。
由于矿业投资产业链长，涉及范围广，因此风险种类也多，除了面临地质风险、采矿风险等技术风险，以及矿产品价格风险、汇率风险等市场风险外，还面临政治风险、法律政策风险、劳工风险、环境风险、社区关系风险等。相较而言，俄罗斯和蒙古两个国家矿业法律及矿业投资政策调整比较频繁，中亚国家投资政策连续性较差，领导人更迭后往往会调整矿业政策，东南亚国家土著居民、社区关系等因素影响较大，南亚及西亚国家矿业投资比较封闭、社会局势不稳定，带有较大的政治风险。例如，蒙古分别于1994年、1997年、2006年修订了该国的《矿业法》，且该国国内政治连续性和稳定性较差，每逢政府换届，都要对上届政府实施的议案进行重新审议，这给外国投资者带来了较大的政策风险。2012年5月蒙古国家大呼拉尔通过《关于外国投资战略意义领域协调法》将矿产、银行、通信等行业划入“战略领域”，并规定涉及战略领域企业的外国投资占比超过49%且投资额超过1000亿图格里克（约合3.2亿人民币）时，需要由政府交由议会讨论决定。这一突然的对外商投资门槛和监管力度的提高，导致外商投资大幅减少。
值得提醒的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合作时还特别关注一些非传统的风险。李志斐（2015）研究指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5大非传统安全风险，分别是恐怖主义、能源安全、跨国犯罪、海上搜救与求助和水资源安全与环保安全，且这些安全问题具有威胁的多样性与交织性，威胁的地区化和国际化，预警和防范机制欠缺等三大特征。矿业开发项目通常都具有投资大、周期长、不可移动等特点，受地域限制明显，这些非传统的安全显得更为突出。因此，企业在走出去开展合作的过程中，要及时准备应急预案，减少风险损失。
3.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业合作前景分析
3.1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互补性强，且拥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宗有色金属矿产丰富，且大型超大型矿床多、储量大品位高，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要大量进口的大宗矿产品。据海关统计（2012年），在中国矿产品进口值排名前15位的国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9个，占60%，在中国矿产品出口值排名前15位的国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11个，占73.3%。足见，我国与这些沿线国家在矿产资源领域的超强互补性，广阔的合作空间。近年来，我国也加强与沿线国家在传统贸易和矿业设施的投资。从2013年我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的投资来看，矿业投资仍然是对外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共投资571.7亿美元，占总投资额的12.8%。
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属于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行业，而且风险高、资本回收周期长。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拥有充裕的资金和充足的技术力量，已成为全球矿业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图，以及矿业装备的出口大国，成长为了资本输出和技术输出的国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矿背景条件好，找矿潜力大，有改善国内矿业开发环境、吸引矿业投资和引进技术的意愿。在此背景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的资本与技术必将与沿线国家的资源和产业发展进行有效对接，最终实现双方的互惠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
3.2 沿线国家努力改善矿业投资环境，以吸引外来投资
鉴于矿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在前几年全球矿产品价格快速上涨的大背景下，沿线许多国家为了吸引更多的矿业投资，也纷纷调整其国内的矿业政策，以进一步扩大开放，规范矿业发展。相比较来看，中亚地区国家吸引外来矿业投资的行动最为积极，其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均于2003年颁布和修改了《投资法》，为外来企业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东南亚地区的国家也在积极改善投资环境，重点聚焦在鼓励对矿业产业链下游企业的投资；北亚地区国家的矿业法修改相对频繁，但投资环境总体向好，程序逐渐规范。
3.3 高新技术型矿产领域，沿线国家有良好的合作空间
随着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全球对高新技术矿产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正因为高新技术矿产对未来产业发展具有不可或缺性，而被发达国家称为关键矿产或战略性矿产，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类矿产非常丰富，是全球最主要供应国。欧盟2014年发布的《关键原材料报告》，列出了欧盟20种关键矿种，分别是：硼酸盐、萤石、菱镁矿、镁、天然石墨、磷酸盐岩、重稀土、轻稀土、金属硅等。其中，在这20种关键矿产中，中国供应的矿种达到18种，占全球这20种关键矿产供应总量的49%，俄罗斯供应的矿种为16种，占全球供应量的4%，印度、土耳期、哈萨克斯坦分别供应11种、7种、7种，占比分别为2%、3%和2%，其他国家也一定数量的供应。为减少高新技术矿产的供应风险，中国应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合作中，与其他资源丰富的国家一道搭建资源治理平台，推进高新技术矿产的勘查、开发、生产、贸易、投资等相关信息和数据的收集、交换与共享，搭建高技术矿产的交易平台与机制，在确保全球资源供应的同时，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4. 结论及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储量和资源量巨大，主要分布于环太洋成矿域西南段、特提斯-喜马拉雅成矿域、中亚-蒙古成矿域、西伯利亚地台成矿区、印度地台成矿区、阿拉伯地台成矿区、塔里木-中朝地台成矿区和杨子地台成矿区。由于“一带一路”沿线集聚了全球80%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因此，未来沿线国家将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矿产资源供应基地分区和重要矿产资源消费区。研究表明，沿线国家矿业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以出口矿产品和低附加值的原材料为主，且许多国家的矿业已成为该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其矿业产值占本国GDP超过10%，如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蒙古、伊朗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但大宗矿产丰富，与中国之间存在高度的互补性，而且高技术矿产也很丰富，与中国共同组成当前及未来高技术矿产的主要供应国，然而这些地区资源合作面临诸多风险，不仅有地质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环境风险等传统风险，还有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水资源安全与环境安全等非传统风险，急需加强区域性的矿产资源治理平台的建设，加强矿产资源相关数据、信息的共享与交换、加快交易平台与机制的建设等。
总体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产资源合作前景广阔，但也面临不少的挑战。为做好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矿产资源领域的合作，本文提出以三方面的建议。
一是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地质调查合作，助力商业性矿产勘查。基础性地质调查是商业性矿产勘查的前提和基础，其工作程度是吸引商业性矿产勘查的重要因素。引导和促进企业主体参与到“一带一路”国家矿业投资过程中，首先要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基础地质调查合作，提高基础地质调查程度，在重点成矿区（带）矿产资源远景调查和潜力评价方面加强研究，深化区域成矿背景和成矿规律的认识，为商业性勘查提供服务。另外，加强基础地质调查合作，也可以为在这些国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重大工程建设提供基础地质支撑。
二是矿业企业应创新经营模式，提升风险管理能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比较复杂，尽管许多政体出现反对“以美国为中心”国际治理体系，但也对中国有防犯心理。要吸吮我国“走出去”经验教训，改变只重视上层或政要，忽视当地居民和社会的力量的现象。既要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和社会习俗，也要注意避开内部冲突，和各相关方均保持良好的关系，以“多赢”为导向，加强与在野党派、民间团体、普通民众的交流。履行好企业社会责任，要在提高“风险管理、环境保护、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下功夫，为矿业投资赢得更好的外部环境。
三是推进“一带一路”矿产资源治理体系的建设，提高参与全球资源治理能力。“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都有千年以上的民族史，要以“民族复兴共同体”为最大公约数，在“上合”组织框架下，推进治理体制的建设，实现包容性、开放性、平等化的发展。在国内成立由政府、企业及研究机构共同组成矿产资源治理机构，研究推进相关政策及机制的建立。充分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投资平台，按照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原则，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共同合作搭建矿产资源投资的资金平台，共同投资、共同受益，并在“上合组织”的框架下，推进“一带一路”的矿产资源治理体系建设，提高参与全球资源治理的能力。
资料来源：海外矿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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