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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市场发育 让市场发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谈中国经济短期与中长期发展情况 |
| 来源：国土资源部 更新时间：2014-02-26 09:35:46 浏览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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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2014年，中国经济还不能马上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得先过几道坎。迈过去，中国经济将迎来新的黄金期。”日前，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他详细分析和预测了我国经济的短期与中长期发展情况。
记者：您的研究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中长期看好，短期困难，原因是什么？
袁志刚：这取决于两个方面：在外部条件方面，美国经济复苏，带动全球经济回暖；在国内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未来发展道路定调，加上上海自贸区这块改革试验田。这些因素糅合在一起，从长期看，经济转型升级的前景是非常好的。比较遗憾的是，这个转型升级晚了十年。
记者：这条道路具体怎么走，通向哪里？
袁志刚：简而言之，就是让市场发育，让市场发力。在对外发展战略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刻指出，中国经济将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需要采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的方式，通过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具体措施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的三大具体举措。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外发展的表述可以看出，中国对外开放发展目标肩负着两大任务：一是经济层面，必须促进中国在全球化形势下获得新的国际竞争优势；二是政治层面，需要通过进一步开放的方式，来促进国内改革的推进。这两大任务将采用市场化的手段来实现，并因此使中国经济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系统性问题进行了战略性部署，以政府和市场边界的界定为关键点，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型，推动经济体制的全面市场化改革，以促成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变。这意味着，中国内部的市场经济机制将能够对应于全球化更高水平的自由化发展趋势，使中国在未来参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能够更容易地分享到全球化的静态分配收益和动态增长收益。
记者：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国家用开放倒逼改革的意图十分明显。那么，我国经济在2014年的坎坷将体现在哪里？
袁志刚：中国经济增速已下移至新的中高速区间，不太可能重新回到10%，但在内部改革不断推进以及外部需求逐步回暖情况下，继续下滑的概率也不大。但是，还没有出现新的强力引擎。从2012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速较慢，2013年第二季度达到最低，第三季度有所好转，第四季度又慢下来。好转的原因是什么？还是一些短期因素。 2013年中，媒体上大量出现了“四万亿的2.0版”的说法。
记者：意思是这一波好转还是政府投资拉动的，对吗？
袁志刚：说“四万亿的2.0版”言过其实了，但是政府确实启动了一些项目，同时又产生了新的企业库存。另外，房价上涨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这一年投资起起落落，寻求微弱的复苏，但还没有新的拉动力出现。
2014年，我国经济发展可能面临的困难是地方经济增长乏力，特别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会出现2008年那样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金融收紧的情况下，房地产也不可能出现过高的增长。
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各种成本都在高涨的阶段。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结构发生变化，青年人中独生子女是主力，他们的就业取向与父辈不同；有700万大学毕业生需要就业，我们的服务业还没有展开，而传统制造业的劳动力非常短缺。更严重、甚至匪夷所思的是融资成本上升，钱到了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前者靠泡沫推动，后者对利率不敏感，实体经济拿不到钱，也付不起那么高额的利息。土地成本近年来也不断上升，中国目前工业用地价格平均每亩在4万多元，东部地区更高。而美国南卡州土地每亩折合人民币只有2万多元。相比较美国来讲，我们的能源成本也是居高不下，另外还有环境治理成本也会更大。
记者：目前国际经济形势如何？
袁志刚：各种影响经济的因素中，有一个最大的亮点是，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复苏了，尤其是美国。美国有四大优势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一是科技创新；二是先进制造业；三是各要素的成本诸如劳动力成本、能源成本、土地成本都不高，除了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少数几个大城市以外，大多数城市的房价都比我们的一线城市低。
欧洲的各项指标也显示出了走出欧债危机的势头。首先，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产生的流动性冲击，提高了资本对风险的敏感性，这将加大资本向增长前景较好、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流动的规模；其次，较金融危机时期相比，全球经济趋于好转，这对拉动欧洲出口有积极作用；再次，经历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所进行的劳动力制度和福利制度改革产生的积极影响将逐步显现。
记者：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对中国经济也会有较大影响吧？
袁志刚：对。美国经济稳健好转以后，量化宽松政策退出，这种预期在2013年已经很明显了。2013年12月19日，美联储宣布从2014年1月起，逐步减少对长期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购买规模。也就是说，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已经启动了。
很多人以为量化宽松政策就是一般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它是美联储购买长期国债，着力于长期利率，与传统的货币政策着力于短期利率不同。传统的货币政策主要是指央行通过改变该国的短期利率而对实体经济的总需求进行调节，从而达到稳定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目的。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方面，一国必须有稳定的银行体系，否则会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失灵；另一方面，当短期利率下降到零值附近以后，央行将无法通过进一步降低短期利率来增加流动性的释放，实体经济可能因此陷入“流动性陷阱”，造成通货紧缩和总需求不断下降。
记者：如此看来，全球经济乍暖还寒，中国经济外部环境有喜有忧，该如何应对？
袁志刚：美国经济复苏对中国很重要。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贸易有过快速的增长，2013年的增速已经从过去的20%下降到8%。但是不可否认，出口占中国 GDP的比重为25%，仍然较高，这依然是影响中国经济的关键因素。我们不能放弃外贸这驾马车，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国，美国消费需求的上升将对中国的出口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此外，“弱美元”时代的结束也将减轻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出口的增加。接下来，要抓住出口好转的机会，让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上升。此外，2014年可能会展开的是与新兴经济体的互动。
记者：互动是指哪些方面？
袁志刚：如果将中国等国视为以制造为主的国家，将美欧等国视为以创新、金融等高附加值产业为主的国家，将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视为以资源生产和出口的国家，那么这三种类型国家的“三国演义”将展开新一轮的正向反馈联系。首先，欧美经济的复苏将通过贸易渠道拉动中国的出口。中国出口增加,一方面有助于短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经济效率的提升，从而提高长期经济供给能力。其次，中国经济发展增加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制造业产品以及资源国家的原材料和资源产品的需求。这些国家出口的增加又会巩固其经济上行通道，进一步提高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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